1964月3月,焦裕禄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在又一次晕倒之后,县委紧急将他送往开封的医院治疗,后又转到北京。

医生检查,得出了糟糕的诊断结果:“肝癌晚期,已经在皮下扩散,时日无多。”

焦裕禄没有吭声,只是在床上蜷成一团对抗疼痛,医生询问要不要使用止痛药,他说:“不用,帮我拿份今天的报纸吧。”

他的身体极其衰弱,却依旧读书看报,时时念叨着兰考,他还没能治好那里的山丘、盐碱地,可现在没有时间了。



不久后,医院发了病危通知,上级领导纷纷前来见他最后一面,询问焦裕禄是否还有什么想要交代。

焦裕禄的目光带有一丝遗憾和愧疚说道:

“感谢党组织,我只有一个请求,我活着没能治好兰考的山丘,我希望死后遗体能被运回兰考,埋在沙丘里,我想亲眼看着兰考人民治理好沙丘!”

事与愿违,由于距离兰考过远,焦裕禄的临终心愿并没有如愿,他被安葬在了郑州烈士公墓。

两年后,焦裕禄书记的事迹流传开来,让无数百姓感动落泪。

很快,一场轰轰烈烈的迁坟行动启动,迁坟路上,十万百姓自发沿路相送,其妻子肝肠寸断,一头撞向了棺木。



那么,焦裕禄到底为兰考做了哪些事?竟如此深受百姓爱戴?

谁“发现”了焦裕禄?

焦裕禄最值得敬佩的一点,那就是踏实肯干。

他做出了一些成绩后,党组织希望他去兰考,别人悄悄和他说兰考太苦了,最好不要去,但焦裕禄果断摆手回道:“兰考是最困难的县,但越困难越能锻炼人。”

在他来到兰考,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后,便开始着手解决兰考的内涝、盐碱地和沙丘三个老大难问题。

哪怕他患了肝癌,依旧风雨无阻的在乡下跑,探访每一户人家。



他能跟着老农民在破棚待上几天几夜,也会在看到穷苦人家时,将自己衣服送给百姓,全然不顾那时自己唯一的秋衣,身子冻得直打哆嗦。

他在兰考的短短一年里,兢兢业业、克己奉公,从根本上改变了兰考的风貌。

时至今日,焦裕禄对我们来说,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好干部的标尺。

凡是拥有焦裕禄精神,能如他这般为国为民的好干部,总会受到群众拥护。

但事实上,一直到焦裕禄去世那年,他在全国范围也并不“出名”,俗话说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,那么究竟是谁传开了焦裕禄精神?

追溯到1966年2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布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时,作者是兰考宣传人员刘俊生,但那时焦裕禄的事迹和名声在全国早已有基础。



刘俊生本人也认为他可能是最早“发现”焦裕禄精神的,当焦裕禄还在兰考时,他便拍摄了几张书记和群众一起劳作的照片。

“焦书记总说,少拍他,多给群众拍。”

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焦书记,他在1964年写过一篇名为《党的好干部》的文章。

文章内容感人肺腑,是一篇难得的详细记录焦裕禄工作的文章,但令人遗憾的是,它却并没有被发表。

刘俊生也十分好奇,因为他的文章写出来之前,已经有无数人了解到了焦裕禄。

于是他继续追溯,发现1964年11月一篇名为《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》的通讯刊物就发在了《人民日报》二版,作者是鲁保国、张应先等人。



为何要写这么一篇文章?刘俊生询问后才得知,原来是他们在兰考采访的半个月中,发现兰考处处是焦裕禄的踪迹。

张应先回忆起在兰考的半个月,眼神中满是光彩。

“当地的群众一直缠着我们三个记者,争先恐后地要把焦裕禄的事迹告诉我们,这太不可思议了,我们仿佛在兰考这个穷苦的地方,发现了一座精神富矿!”

倍受震撼的三人回到通讯社,一刻也没有休息,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有关焦裕禄事迹的初稿。

这份稿件同样感动了同在河南新华分社的其他作者,一致希望能够将这份稿件一版再版。

《河南日报》甚至专门推出一个专栏,名字就叫做《学习焦裕禄同志的精神》。

至此,焦裕禄被人“发现”了,他成为了报纸和广播的“头条”。



焦裕禄的事迹被广播发送到每个巷口和屋舍,他为群众做出的一切,都是那么情真意切。

每当有关焦裕禄的广播响起,走在路上的行人、正在耕作的农民,坐在家中的老人都会停下手中的工作,抬起头静静地倾听,谈到焦裕禄的事迹,就连播音员也几度哽咽。

每个人都被焦裕禄的精神所吸引,党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么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,开始大力宣传焦裕禄精神。

一传十,十传百,焦裕禄在临终时的留言,再一次被有心百姓,特别是兰考百姓所关注。

“我希望死后遗体能被运回兰考,埋在沙丘里,我想亲眼看着兰考人民治理好沙丘!”

看到民意沸腾,河南领导们也开会决议,是否要完成焦裕禄最后的心愿,启动迁坟行动。



迁坟兰考

其实,河南的领导们知道焦裕禄遗愿是回兰考,但始终拿不定主意,因为焦裕禄是县委书记,按照正常情况,葬在郑州革命公墓的规格是高于葬在兰考沙丘之中。

另一个原因,则是在焦裕禄去世后,他的灵柩被保存在郑州的医院,当年没有很好的遗体保存技术,只得使用冰块降温保存。

而那时已接近夏天,天气炎热,如果运回兰考,运输时间过长,只好将他当地归葬。

从那个夏天之后,每一个去兰考采访的记者总会被当地的人民请求道:

“你能不能和领导们说,让领导把焦书记的坟迁回来吧!让他能够离我们近一点,我们也好去祭奠他啊!给他烧点纸钱!”



更有甚者,扯着新华社记者穆青的胳膊,喊着愿意折寿十年,甚至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换焦书记一命。

看到当地群众悲痛欲绝,穆青深受感动,在回到郑州后,他多次向省委汇报。

随着焦裕禄的事迹越传越广,兰考人民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1966年,上级终于同意请示,授予焦裕禄同志革命烈士称号,并迁坟回兰考。

当焦裕禄即将迁坟的消息传到兰考时,当地的百姓激动坏了,纷纷奔走相告,人们在沙丘上大声呼唤:“咱们的焦书记马上要回来了!”

迁坟当天,兰考的群众全都停下手头工作,集体去往兰考火车站,默默地等待着烈士归来。

他们披麻戴孝,穿着白色的丧服,火车站沿街都挂满白条,整个兰考都陷入悲伤之中。



当十万百姓看到工作人员卸下焦裕禄的灵柩时,再也压抑不住情绪大哭了出来,人群中不乏受过焦裕禄恩情,哭到几近昏过去的人。

他们哭喊着:“老天不开眼,好人不长命呐!”

火车站到安放灵柩的墓地,只有短短的三公里,可这三公里却是那样漫长。

人们簇拥着,想要离焦书记更近一点,队伍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墓园。

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拉扯着孩子挤了过来,看到丈夫的灵柩,哭到难以自抑,悲伤之下,一头撞在了棺木上,昏迷了过去。

曾受过焦裕禄大恩的张传德夫妇也哭着喊道:“焦书记,俺娃子的命是你救活的,俺给他取名张继焦,一定教他像你一样做人!”



前来送葬的人群太多,下葬工作一度无法开展,十几人哭喊着跳进坑中,想要和焦书记陪葬,现场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安抚和疏散人群。

“焦书记太累了!大家就让他休息吧!”

好不容易,群众停止了哭喊,只剩小孩子零碎地尖锐哭声,人们默默地看着他们最敬爱的人被放入墓地,再慢慢没入黄土。

葬礼结束后的许多天,兰考的男女老少们,都自发前往墓地祭奠。

他们会烧烧纸钱,坐在墓地边上,与这位书记叙叙旧,聊聊过去的事情,时常能看到有人在一旁轻声絮叨:



“兰考穷,兰考苦,我们也都穷惯了苦惯了,要不是您坚持治三害,我们还得苦多久啊……”

群众的感叹不无道理,正是受到焦裕禄精神的影响,后续的干部都在他精神鼓舞之下,与兰考的恶劣环境作斗争。

遗泽永存

焦裕禄真正地改变了兰考这片土地,用自己的心血乃至生命,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了生的希望。

焦裕禄刚来兰考,放眼望去,尽是一片黄土,他用脚步丈量过兰考的每一片土地,依旧为这里的困难感到心惊。

他上任是在1962年,那正是生活最困难的年代。



这个地方一亩地小麦,均产还不到四十斤,刨除掉来年的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部分,平均一年下来,能分给一个人的粮食才不到15斤。

而当年更是凄惨,兰考被风沙、洪水和盐碱毁了60万亩庄稼。

侥幸剩下来的粮食,百姓们吃一个月都够呛,何况是一年?焦裕禄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。

如果兰考县的群众连饭都吃不起,那一切都无从谈起,“三害”必须要治!

焦裕禄当即召集县中干部,明确自己的态度,黝黑的脸庞满是坚毅。

“如果我不能改变兰考的面貌,那我绝不会走!”



这句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震撼,要知道焦裕禄有大好的前途,出色的才干,没必要蜗居在这小小的县中死磕。

而且焦裕禄家中还有年迈双亲和七个孩子,这里离他的老家很远,长年累月见不到妻子。

哪怕是这种情况下,他依旧敢作出这种承诺,不禁让人心生敬佩。

随后,众人便生起一丝怀疑,他会不会和之前的部分书记一样,只是喊喊口号?

焦裕禄用实际行动折服了他们,不论是大雨、烈日还是寒冬里,焦裕禄永远踩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,下到基层做事。

他一年跑了五千多里地,走访120余个生产大队、1600个沙丘和县内所有河流, 亲手写出一套完整的“改造”方案,决定用泡桐树改善环境。



焦裕禄调查后发现,泡桐树可是个好东西,能挡狂风、能压沙子,甚至还能把沙丘变成良田,增大粮食产量。

原先,大队干部的意见不统一,觉得要种就要整齐划一,等连成片,否则起不到最大的治理效果,而其他人则觉得这是形式主义,双方矛盾重重。

焦裕禄很轻易地解决了问题,直接确立“先顾上吃饭,再顾上好看”的原则,因为其身先士卒,没有人不服他。

接着,他去大学“蹲点”拉人才,竟是真的找到机会,拉来了几个能培育泡桐树的大学生技术人员。

为了留住人才,他特地嘱咐粮站工作人员,几个大学生是南方人,可以把他们的口粮买成大米。



又亲自安排妥当了几人的住宿和出行,时不时的还要找他们聊天。

“兰考确实苦一点,但你们想想,兰考要搞40万亩农桐间作,我们要搞那么大的科研基地,你们这些专业人才,该有多么大的舞台?”

几位大学生在焦裕禄的描绘中双眼发亮,顿时感觉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,下定决心,不能让焦书记失望。

没过多久,沙丘中培育出了一行行茁壮成长的泡桐苗,焦裕禄看到后激动不已,连番夸奖他们能干。

兰考的百姓更是喜欢这位书记,他们从不觉得焦书记只会纸上谈兵,活都丢给别人。



因为焦裕禄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检查生产,在田野里和百姓一起劳动,询问他们是否有困难。

斯人已逝,焦裕禄只在兰考任职一年三个月,便患肝癌去世了,可他留下一大笔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,依旧遗泽着兰考。

当年的泡桐树长起来后,变成了兰考的支柱产业,也成为了当地人民的“金饭碗”。

泡桐树生长中可以固定风沙,砍伐后进行深加工,又可以做家具和工艺品。

到了现代,泡桐树再一次完成“产业升级”,开始制作古筝和柳琴等大雅乐器。

兰考每年的木材加工年产值,达到了40亿元,兰考富起来了。

而更重要的,是焦裕禄留下的精神财富,后来的兰考县委继续着焦裕禄未完的事业,开展植树造林和发展生态经济。



而他为国为民,专注革命的精神品质,也成为兰考干部学习的榜样。

结语:

臧克家说: “有的人死了,但他还活着。给人民作牛马的人,人们会把他抬的很高,很高。”

焦裕禄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两句话,人民为他做出了公正的评价。

生前,他一心为民,克己奉公;死后,兰考人民为他请命,给他送行,他的精神永远流传。

古往今来,或许这都是为官者能做到的最高境界,焦裕禄将如范仲淹、林则徐一样,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被后来者学习。